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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死后,日本帝国主义即看中了段祺瑞是唯一能接替袁世凯事业的实力人物,便以金钱、武器支持段扩充皖系军阀势以段为自己在华的代理人,谋求更大的仅益。

段棋瑞继袁世凯把持北京政府后,为了建立军事独裁统治,实现其“武力统一”的野心,对外积极投靠口本帝国主义,以大量出卖国家民族主权,换取日本的支持。早在一九一六年十月,段祺瑞就主张“应该将中国关于农工商矿有价值的开列出来,同日本商量,何者中回自办,何者日合办者让日本人办。一方面日本帮助中国,一方面日本亦获得利益,不必支支节节,遇事麻烦,以达到中日亲善之目的。”

同年十二月,日本内阎首相寺内正毅派酉原龟三来华活动,在与寶汝霖、陆宗的密谈中,商谈了所谓“日中密切合作”问题段淇瑞力求得日本支按,本则造中段祺璃为侵略中国的工具。这样,两者一拍即合,互相勾结起来。不过,日本的侵华策略却有所变化日本大限内阁曾以强硬态度向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企图一举像吞中国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继任内阁首泪寺内正毅鉴于前任之失败,乃以大量借款代替强硬交涉,既可缓和中国人民的激忿不病,又收加紧控曰掠夺中国之效。

同时,此时中国对欧战尚取中立立场,日本深恐中国4加入德、臭一方,于协约国不利,于是,也企图乘借款之机促动中国对德、與宣战。另外,日本的经济状况,因欧战关系增加了商品输出,有了过剩的资本,为向中国输出资本提供了可能条件。因此,日本便采取了所谓“菊分根”政策,即象菊花分根移植一样,将资本输入中国,大量借款给段祺瑞政府,以掠夺中国种种特权,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为了向中国输出资本,一九一六年十二月,日本的兴业、朝鲜、台湾三家银行在政府的支持下组成特殊银行团,专事对华投资。

一九一七年八月,段祺瑞政府也成立了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作为卖国借款的经手机关。日本三家银行所组成的特殊银行团,只是名义上的承僻银行,实际上,所借款项均由日本政府从国岸预备金中支出。同时,所借款项不以日本政府名义出面,而是由以寺内正私人代表身份的西原龟三出面联络。

对华借款由特殊银行团承借并由西原龟三出面,这是日本政府篮费苦心的特殊安排,以避免其他帝国主义的注意和干涉,实现其单独对华借款。

一九一七年一月至一九一八年九月,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借款八次,总计为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系由西原龟三从中奔走促成,故称西原借西原龟三是日本侵略分子,在寺内止毅任朝鲜总督时就跟随左右,帮助策划,深受寺内信任。一九一六年十月寺内继大限组阁后,西原虽未在内阁任职,但仍在幕后为寺内献计策划,多被采纳接受。寺内决定改变侵华策略后,便派西原全权奔走联系,经办对华借款事宜。

段祺瑞政府出面办理借款的为盲汝霖(此时先后任交通银行总理、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陆宗舆(此时任中华汇业银行总理)、章宗祥(此时任驻目公使)等。

西原借款各项名目、时间、金额、条件如下：

1,交通银行借款,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日签订,五百万日元,以陇海铁路债券、中国政府国库券和中国政府欠交通银行债权证书为担保。

2.交通银行借款,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签订,二千万H元,以中国政府国库债券为担保。

3.有线电报借款,一九一八年四月三十日签订,二千万日元,以中国国政府国库债券为担保。全国有线电报的一切财产和收入为担保。

4.吉会铁路备借款,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八日签订,一千万日元担保:以国岸参按贴现方式办理。

5.吉圆同省金矿及森林借款,一九一八年八月二日签订,三千万日元,以吉圆省之金矿、国有森林以及上两项所生属于政府之收入为担保。

6.满象四铁路备借款,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签订,二千万日元,担保:以中国政府国岸券按贴现方式办理。

7.高(密)徐(州)、济(南)顺(德)铁路筹备借款,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签订,二千万日元,担保:以中国政府国岸券按贴现方式办。

8.参战借款,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签订,二千万日元,担保:以中国政府国岸券按贴现方式办理,到期后以同一条件换发新券抵换。

上述八项借款总计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

西原借款,从名目上看,除参战借款外,均属经济借款。但实际上并未用于该项名目,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都用于政府的军政开支和偿还内外债本和。段祺珊政府财政总长曹汝霖示认,当时北京政府军政费用每月

两千万元,而财政部可靠收入每月不足一千二百万元,所缺八百万元则依借款弥补。章宗禅也供认,借款常技政府移用,由于军费所雷,所借款项就无形地消失了。段祺瑁政府利用日本的支持,维持独裁统治,进行“武力统一”,如同段祺璃的心腹徐树铮所说:“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阔利害相道。”日本政局虽有变更,然“扶持我派宗旨,始终不变”。

段祺瑞政府为了取得借款,不借大量出卖国家民族主权,而日本则通过借款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加紧对中国的控制。

一九一四年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八月,日本对德宣战,派兵侵入中国山东,至十一月,夺得了德国在胶州湾和山东的全部权益。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段祺瑞政府按照日本的意图对德、奥宣战后,不仅没有向日本提出归还山东权益的要求,反面在西原借款中进一步出卖了山东的权益。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即中日签订高徐、济顺铁路借款合同的前四天,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照会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禅,要求中国同意日本驻兵济南、青岛,同意在经营和管理胶济铁路方面日本享有种种特权。实际上是以此作为高徐、济顺铁路借款的条件。段祺瑞政府为了取得借款,意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同日,章宗祥在致后藤的复照中,把后藤照会所提要求一字不漏地照抄之后,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后来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便以此为借口,拒不退还山东。

在西借款中,段祺瑞政府将东北的吉会铁路、所谓满蒙四路和吉林、黑龙江两省的金矿及森林等以及全国的有线电信的财产和收入,全部抵押给日本,使日本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权益并控制了中国的电信事业。

日本又在参战借款(四原借款中的一项)的名义下,派大批顾问钻进段祺瑙政府,派出军官为段祺瑞训练军队,取得了段祺瑞编练的所谓“参战军“的指挥权。

日本内阔首相寺内正毅在一九一八年九月下台后供认:“本人在任期内,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其实际上扶植日本对于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事实证明,日本政府从段棋瑞手中获取的实际权益比从袁世凯那里得到的要多得多袁世凯政府和段祺瑞政府都是卖国政权,而后者出卖主权与前者相比,则有过之面无不及。